柏圖
   電影《與瑪格麗特的午後》
  法國電影《與瑪格麗特的午後》的另一個譯名是《下里巴人》。法國著名演員傑拉德·德帕迪約扮演了這個“下里巴人”熱爾曼:一個典型的藍領,識字不多,乾著體力活,業餘時間和朋友們泡酒吧。不過,熱爾曼有個愛好,喜歡在午後去公園裡看鴿子。就在公園的長椅上,他遇到了瑪格麗特,一個95歲的老奶奶。瑪格麗特也有個愛好,喜歡看書。那一天,她看的書,是加繆的《鼠疫》。瑪格麗特就讀給熱爾曼聽,這個“下里巴人”居然對加繆產生了興趣。
  瑪格麗特給熱爾曼讀的是《鼠疫》,但我認為影片指涉的可能是加繆的另一部小說《局外人》。在故事和人物的設置上,《與瑪格麗特的午後》和《局外人》之間有千絲萬縷的聯繫。《局外人》里的默爾索是一個小職員,接到母親去世的電報,去養老院參加葬禮後,不小心卷入了一起槍殺案而被審判。譯者柳鳴九認為《局外人》“最著力的揭示點之一就是現代司法羅織罪狀的邪惡性質”。
  我覺得小說以“局外人”為題,不僅僅意指默爾索在整個審判過程中已經處於案件之外,成了他自己行為的一個“局外人”,一切只能任司法系統宰割;更可能指的是默爾索對於外界事物的一種態度,如加繆所言:“我不是這裡的人,也不是別處的。世界只是一片陌生的景物,我的精神在此無依無靠。一切與己無關。”如果真的持此信念,那麼必然會影響到對他人和外界事物的態度,一種事事與己無關的虛無態度。讀過這部小說的人,會發現小說里的默爾索的行為方式恰恰印證了這一點。本質上,默爾索不是一個壞人,雖然他不小心殺了人。不過他對一切事物的冷漠,令人吃驚。無論對同事,還是對身邊的陌生人,甚至對他母親,默爾索都採取一種“過客”的“局外人”態度。
  《與瑪格麗特的午後》中的熱爾曼也有母親,他對母親的態度則迥異於《局外人》中的默爾索。熱爾曼的母親一直都對他很不好,從小就打罵他。後來他的母親得了老年痴獃症,熱爾曼還是一如既往地照顧她。當母親去世的時候,熱爾曼很痛苦。最後在母親的遺產中,才發現母親其實一直是愛著他的,只是方式不同。
  兩相比較,《與瑪格麗特的午後》簡直就是《局外人》的負相,它的另一極。如果說默爾索的所作所為是“局外人”,那麼熱爾曼的所作所為毋寧說就是一個“局內人”。實際上我認為,“局內人”才是加繆寫《局外人》的真正目的。加繆創作《局外人》的時候,只有26歲,小說描寫的正是那個年齡段的青年人對存在的一種虛無感,對他人的一種冷漠,加繆也感到了“虛無”和“冷漠”是解決不了問題的。正如瑪格麗特念給熱爾曼聽的《黎明的承諾》中的一句話:“冷漠是這個世界上最可怕的事。”
  其實,真正體現加繆“局內人”的作品,正是瑪格麗特第一次讀給熱爾曼聽的那部《鼠疫》。當奧蘭這座城市遭遇鼠疫之災的時候,每個人都不可能是“局外人”,每個人都必須站出來與鼠疫抗爭。
  據說《鼠疫》整部書都是在暗喻“二戰”時被納粹控制下的法國,但從“局外人”向“局內人”轉變的這一個更廣闊的層面講,它也可以是在揭示人對於世界,對於存在所採取的行為。你一個人來到這個世界,最後還是一個人離開,對於這個世界,你仿佛就是一個局外人。但是,總有一樣東西,會讓你覺得你不是這個世界的局外人。這個東西是什麼呢?在古典時期,它是“上帝”,在現代時期,它是“理性”,後現代時期,這兩個雕像都打破了,人解放了,也像一隻斷了線的風箏。或許在風箏飄蕩的最初時間,它感到的是自由,但時間長了,只有恐慌。
  於現代人而言,信仰這個詞或許太大,不過,人生在世,你總要相信點什麼吧?
  有人可能想到了“愛”,但這個詞被“心靈雞湯者”用得太多了,意義已經被掏空了。不如換一個詞:同情心。這是一種休謨式的同情:“即感情上的共鳴,是建立在人與人之間所共同具有的人性或心理構造上,共同的感覺經驗、共同的功利追求基礎之上的。”只有將別人視為己人,才會有同情心。正如《鼠疫》中的那個記者———因為有了同情心,他才願意留在奧蘭,與城裡的居民並肩抗擊鼠疫;也如《與瑪格麗特的午後》中的熱爾曼———也正因為有同情心,他最後才把瑪格麗特從養老院“劫持”回自己家裡;更如《局外人》中臨刑前的默爾索———恰是因為有了同情心,他才最終醒悟過來,願意在臨刑前擁抱這個世界。  (原標題:冷漠是這個世界上最可怕的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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